香港中产示威者的自白，“我有楼，但更要自由 ”

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抗议活动已经过去几十天，警民冲突越演越烈，警方出动催泪弹、橡胶子弹以作驱散成为常态，示威者的装备亦逐步升级，从雨伞、纸皮盾牌，慢慢变成铁板、长棍、弹弓、汽油弹。示威者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，包括撤回条例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暴力、释放被捕示威者等等。但政府除了“暂缓”修例外，没有回应其它诉求。

记者多次在抗议现场观察到，前线示威人士的组成远比媒体描述得多元，他们中不仅有年轻人或大学生，也有一些在社会上小有成就的成年人。

BBC中文此前采访过年轻示威者、前线警察以及一些警察支持者，这次采访两位中产示威者，希望呈现这场抗议活动的全貌。

30来岁的阿明（化名）是科技界的才俊，一边做科技生意，一边在大专院校任教，年薪逾百万港元。有一双子女的阿明住在父母为他们买下的物业。

有别于身边专业 人士朋友，阿明频繁出现在“反送中”示威冲突现场。除了为了规避催泪弹而带上口罩外，他不会像其他示威者般全副装备走到最前，也不会冲撞或伤害他人，大部分时间作支援，提供物资，协助学生，或是帮平民疏散。

除了示威者的五大诉求，阿明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下一代。他说在示威前线见到的学生让他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。 2003、2004年的时候，他已经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，但年纪渐大，他不再是在最前排吶喊的一群，经常提醒自己以理智，非情绪去观看事态发展。

阿明说，作为老师，他希望在前线帮助学生，作为父亲，他也思考子女未来的路。

中国此前曾作出香1997年港主权移交后“50年不变”的承诺。《逃犯条例》争议让更多人担心香港未来“一国两制”的走向如何。

“我不敢想象2047后的香港，也许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国一制，香港会失去所有事情，香港两制下的独特性会被铲除。”

阿明说，现在有太多外来文化来对香港的语言、生活模式、价值观、专业主义等等，都有所冲击，香港人就是因为对这些改变感到反感而出声。

“我要移民其实不难，但我和太太有共识，大家都想在香港生孩子，我们不想他们有外国国籍，因为我们一直好鄙视香港高官这样做（其子女有外国国籍）。去到2047年，我真的不知道情况有多坏，现在惟有尽力做，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，也有为他们的未来付出过，由他们自己的决定，”他说。

阿明认为，政府没有一丝让步，示威者把行动升级是“别无选择”，无论是冲击立法会、不合作运动等等，他予以谅解。

以往，香港民主派激进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会被同阵营的人谴责，但近几次的警民冲突变成常态。民主派政党或支持者以“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”作口号，不作出谴责，指责问题出自在政治上毫不退让的政权。中港政府与警方均高度谴责示威者的“暴力”行为，认为是不能接受。

当问到他对示威者的作为的接受程度时，阿明回答说，“我接受不到疯狂杀人，如果目前只是弓箭、汽油弹等，我觉得可接受，他们只是别无它法，才会采取这些手法，更大杀伤力的举动只会是疯狂的outlier（异常分子）才有的。”

对于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冲突中一名警察被示威者围殴的情况，阿明说，“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都觉得有点过火，暴力可以温和一点。”

但阿明同时强调，每件事情要先看其前因，也可能是警察“咎由自取、先撩者贱”，事件发生到这个地步是被迫出来。

人权组织及示威者指责香港警方在连串“反送中”示威中过分使用武力，以及涉嫌包庇纵容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的白衣人士。

警方强调执法人员只是使用“适当武力”，“和黑社会势不两立”，但这些解释并没有得到示威者广泛的认同。

阿明说，“这是一个良知黑白的问题，在经历这么多事情，警察未能执行自己专业的职务，绝对是令事件更严重，但我个人深信警察大部分人都知道良心在哪儿。”